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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父传统:基于记忆的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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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4-30 18:0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教父传统:基于记忆的神学
文/章雪富
  “教父”原指古代基督教的主教,后也指神父。在教父学研究中,教父的含义得到了进一步扩展,也指那些奠定了基督教神学传统的古代思想家们。其中的某些人未必是主教,也不一定是神父,例如殉道者查士丁、亚历山大的克莱门、德尔图良和奥利金等等,然而他们提出了足以规范后世的神学典范,无愧于“教父”这个称号。
   教父传统始于公元一世纪末期和二世纪初期。第一批被称为教父的,主要是那些曾经追随使徒们的教会领袖,例如伊格纳修、波利卡普和罗马的克莱门等。这些教父基本上是主教,也有个别可能是长老。他们将自己对使徒们的记忆以及使徒们所宣讲的耶稣基督形象直接带入教会的牧养,这是建立基督教神学使徒统绪的很重要部分。他们常被称为使徒教父(Apostolic fathers )。使徒教父之诠释圣经和牧养教会有所不同于他们之后的教父们,他们是带着使徒们传言上帝之道的深刻记忆,即上帝亲临于历史中的记忆,他们的真理性宣称和他们对使徒的记忆深刻联系在一起。就使徒教父们而言,上帝之道不只是经由圣经文字所唤起的诠释,而是圣经早就在他们的记忆里面。这对于确立基督教神学主流非常重要。因为在最早的教父神学中,文字与记忆之间相互印证,见证了教父神学直接来自于上帝之道的地位。唯有把握了这个维度,才可能明白并且有力地反驳这样的观点:在教会之外还有其他关于上帝的记忆。进而,这意味着:神学必是基于教会的传言,神学也必然是教会传讲之道。

   二世纪初期后,教父传统进入了护教士时期。这时期的基督教在希腊罗马政治文化所主导的地中海世界里面处境极其严峻。其实早在使徒和使徒教父时期,罗马帝国,更令人焦灼不安的是来自各个地域和角落的希腊罗马以及犹太人,从未停止对基督徒的逼迫。基督徒在异教文化的汪洋大海里在一个已经不再有使徒和使徒教父们所亲身经验的关于上帝的记忆的境遇里面,如何继续对上帝的记忆甚至扩展对上帝的记忆呢?这种记忆的深化和加强面对严峻的处境时如何成为教会在黑暗之中面向未来的指引呢?不错,基督信仰是一种亮光;不过,在还看不见胜利之曙光的时候,那亮光能否成为在世之时天国之旅的真正的脚前之灯?护教士们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此。他们的卓越努力使得使徒教父对上帝的记忆不仅不致趋于幽暗,反而烛照得更远。所谓的护教士,主要是面向希腊罗马社会,面向帝国官员和帝王辩护信仰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他们或指出希腊罗马文化之真理性乃是建基于圣经传统,或是抨击希腊罗马文化的背离真理,或是把希腊罗马文化的传统引入圣经的诠释,进而以圣经转化希腊罗马的哲学表述。一方面,护教士们使得圣经的日常语言希腊化,使得信仰表达哲学化,从而形成今天意义上的神学语言;另一方面他们扩大人们对上帝的记忆,使得上帝不再是外在于希腊罗马哲学和文化的记忆,不再是外在于希腊罗马族群的记忆,而成为他们记忆的一部分。在这些伟大的护教士中,有殉道者查士丁、爱任纽、希坡律陀、塔提安、亚历山大的克莱门、德尔图良和奥利金和拉克唐修等等。他们留下了足以为后世之典范的神学著作,他们是引导教会在与罗马帝国角力中(那时绝大多数人断定罗马帝国必是这场角力的胜出者)看见亮光的见证者,他们的神学乃是教会在黑暗中、在血与火中见证真理的话语,乃是高于世俗历史的力量,他们未必使他们的思想,使他们所在的群体立即成为中心,然而他们使得教会走向中心成为可能。
四_五世纪是基督教历史迎来转折的时期,是基督教神学的黄金时期,是大神学家辈出的时期。一系列令人目眩的名词连同他们生命的故事,都已经成为西方思想史的路标。这种转折的发生是那么具有戏剧性。先是戴克里先皇帝以及他的后继者发动的几乎要根除基督教的围剿,然而罗马社会却早已经基督教化了,戴克里先转嫁其社会危机的努力只能使危机成为绝路而不是出路,他的继承者很快从逼迫基督教的立场中后退回来,并因着君士坦丁大帝的皈依使得基督教成为合法的宗教,而历史也表明,基督教成为合法的宗教后,罗马帝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重新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摆脱了此前风雨飘摇的困境。
     然而基督教获得帝国和社会的承认后,神学层面却显示出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方面,确实,基督教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神学表述上的哲学形式却成为问题。在护教士时期,教父们已经深深地意识到,基督徒身份的辩护一定是基于基督论的辩护,因为罗马帝国把基督徒看成是一群罗马社会政治的颠覆者,因为罗马帝国政府认为耶稣基督是一个罪犯,而基督徒是追随罪犯的人。这种基督论的政治学层面以及因着各种因素所造成的基督论困惑,使得耶稣基督之与圣父上帝的关系成为三位一体神学的难题。在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后,有关圣父和圣子(耶稣基督)的关系尤其是圣子神性同等以及这种同等性如何透过圣父的差遣关系表达出来,就成了尖锐的问题。且由于早期基督教里面已经逐渐形成了某种形式的不同神学传统,圣子神性的问题就牵连到了教会间的关系。在公元325 年到公元381 年间发生在阿塔那修和阿里乌主义之间以及尤其是卡帕多西亚教父与新阿里乌主义之间的争论,即使是奥古斯丁写作《论三位一体》的时候,都仍然把阿里乌主义作为论敌。这就是说,正是四世纪使得三位一体神学成为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同时也使得三位一体神学成了基督教神学的基石,并为整个基督教神学传统奠定根基。毫无疑问,这些争论所牵涉的层面远不是教义史所呈现的简单。就四五世纪的教父们来说(这也是今天研究神学的人必须注意的),他们并不认为这纯粹是哲学争论,更不是关于上帝的知识论争论,也不只是一场针对圣经语言的释经方法的争论,而是基于信仰的争论。所谓基于信仰的争论,是指教父们基于自己生活和教导中所看见的耶稣基督形象把圣经看成是人类历史对于上帝的记忆,由此三位一位神学的争论作为教父传统的使徒统绪的规范,它仍然是关于上帝的记忆的延伸和固定,教父神学乃是在理性的表达中借着圣经的语言对于上帝的记忆。
    教父传统将这种记忆牢牢地铭刻在西方思想的深处,而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回到这样的记忆中寻找上帝留在历史中的足迹并聆听他临在于每个生命中的传言。

注释:本文摘自《橡树阅读》第二期,本期介绍了橡树文字工作室与三联合作的“基督教经典译丛”。其中,奥古斯丁的《道德论集》与纳西盎的格列高利的《神学讲演录》已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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