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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朋霍费尔《狱中书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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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3-14 19: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以下从书中摘录的一些的内容:           

                                                           十年之后

       十年在人的一生中是很长一段时间。时间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宝贵的礼物,因为它是最无法挽回的东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每当我们回顾失去的时间时,就会感到如此的不安。失去的时间,就是没有经历一种充实的人生的时间,就是没有由于经验或体验、创造的努力、承受和苦难而丰富起来的时间。失去的时间,就是我们没有将其填满的时间,就是空虚的时间。过去的十年不是这样的。我们的损失不可估量,但是,我们并没有失去时间。确实,同实在相比,同我们实际上经历过的生活相比,只能在回忆中实现的认识和体验,都不过是一些抽象的东西罢了。然而,正如忘却的能力是神恩的礼物一样,记忆,对我们所领受的教训的回忆,也是负责的生活中的—个本质因素。在下面这些文字中。我想把过去十年间我们所领受的教训以及我们所得到的体验记录下来。它们并不仅仅是个人的体验;我并不力求把它们编排得有条有理,也不企图去讨论它们或者使之理论化。我所做的不过是,当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的种种发现,关于人生事务的种种发现浮现在脑海里时,立即把它们匆匆记录下来。它们之间仅有的关联,只是具体的体验之间的关联。它们没有什么新鲜或惊人之处,因为它们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可是,我们获得了从亲身体验去重新认识它们的特权。对我们在那些年间得以享受和保持的那种精神的契合与生命的结合,假如我没有一种深切的感激之心,那么关于这些事情,我是不可能写出一个字来的。

   

      我们脚下没有根基

       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确实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一代人这样,脚下几乎没有根基。每一种可设想的选择,看来都同样地不可忍受。我们完全在过去与未来之中寻求自己的灵感,企图以此来逃避现在,然而我们并未沉溺于幻想的迷梦,仍然能够平静地、充满信心地期待着我们事业的成功。不过,站在历史转折点上的、负责任而有思想的前几代人所感受到的,也许同我们所感受到的完全一样,原因恰恰在于,某种新的东西正在诞生,而在当时的种种选择之中,还无法把它辨认出来。

   

       谁站在自己的根基之上?

       罪恶的盛大化装舞会,已使我们所有的道德概念陷入了极大的混乱。用光明、仁慈和历史必然性伪装起来的罪恶的出现,会使任何一个受我们的传统道德体系哺育的人感到彻底的困惑。然而,在以圣经为基础来构筑自己生活的基督徒看来,这只不过证实了罪恶之根本恶性。

       理性主义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理性主义者怀着最良好的愿望,但却天真地缺乏现实主义,他以为有那么一点儿理性,就足以匡正世界。由于目光短浅,他想对所有各方公平对待,不偏不倚,但在彼此冲突的各种势力的混战中,他却备受践踏,一事无成。他对世界的非理性感到失望,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无用,于是退出冲突,软弱地向胜利的一方投降。

道德狂热的全盘崩溃甚至更糟。狂热分子以为,自己的道德纯洁将成为罪恶势力的敌手,可是,他好像一头公牛,攻击的是那块红布,而不是手持红布的那个人,于是他逐渐感到疲倦而最终屈服了。他被非本质的东西纠缠住,并且落入了对手精心设置的陷阱之中。

      而后是有良心的人。他在要求做出某种抉择的处境下,只身抗击着压倒一切的不平。但是有如此之多的冲突不断出现,所有的冲突都要求做出某种生死攸关的选择——在选择时除了他自己的良心,又没有任何忠告或支持——以致于他为此被撕得粉碎,罪恶以如此之多的外表华美而掩人耳目的伪装向他逼近,以致于他的良心变得紧张不安、踌躇不定。到最后他就满足于一个得到了安慰的、而不是清醒的良心,并开始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以求避免失望。假如一个人单单依靠自己的良心,他就不会发现,一个不好的良心有时候如何会比一个被欺骗的良心更加健壮。

       当人们面对着纷繁多样、令人困惑的种种选择时,尽职的道路似乎提供了一条可靠的出路。他们会抓住规则,作为仅有的确定性。对规则负责的是它的制定者而不是它的执行者。但是,如果人们只局限于尽职的限度之内,他们就绝不会冒险做出要由自己负责的勇敢举动,而这正是公牛的眼睛盯住罪恶并战胜罪恶的唯一道路。尽职的人最后将不得不对魔鬼也一视同仁。

       那么,自由的人又怎么样呢?他是这样一种人,这种人渴望在这个世界上站在自己的根基之上,这种人认为必要的行为比清醒的良心或职业上的尽职价值更高,这种人准备为有成果的妥协而牺牲不结果的原则,或者为有成果的激进加牺牲不结果的平凡。他又怎么样呢?他必须谨防自己的自由成为自己的祸根。因为,当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时候,他也许不会发现,他力图逃避的那个较大的恶,很可能到头来却是较小的一个。这方面有不少悲剧的原始素材。

       有些人企图躲进自己的个人美德的内殿,以逃避乱七八糟的公众生活。然而,这种人面对自己周围的不义,不得不封住口、闭上眼。只有以自欺作为代价,他们才能保持自身的纯

洁,远离承担责任的行动所带来的污垢。因为他们所获得的一切,他们弃之不为的一切,仍将扰乱他们内心的平静。面对这种纷扰,他们不是在精神上走向崩溃,就是发展为一切法利赛人当中最伪善的人。

       谁站在自己的根基之上?只有这种人——他的终极标准,不在自己的理性、自己的原则、自己的良心、自己的自由或自己的美德之中,但是当他受到召唤,要凭着对上帝的信仰和绝

对专一的忠诚,去采取顺从和负责的行动时,他准备牺牲上面那一切东西。这种负责的人力求使自己的整个生命,成为对上帝的问题和召唤的—个响应。

 

      公民勇气?

      在抱怨缺乏公民勇气的声音后面隐藏着什么?过去的十年造就了大量的勇武和自我牺牲,但是几乎投有造成什么公民勇气,即令在我们当中也是如此。把这种现象归因于个人的怯懦,只是一种不太费力气的心理解释。这种现象的背景,必须到别的地方去寻找。在一段很长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德国人不得不了解到服从的必要性和力量。个人的一切愿望和意见服从于职责的召唤,已使生活得到了某种意义和高尚的性质。我们不是在屈从的恐惧中,而是在自由的信赖中仰望,把我们的职责看作一种召唤,把这种召唤看作一种天职。随时准备遵从来自上面的命令,而不是遵从自己关于何者最好的个人意见,这是一种合理的自我怀疑的征象。谁能否认,在服从、职责和号召力方面,我们德国人已经一再表现出超群的勇敢和自我牺牲呢?但是,通过为公众的共同体服务而使自己从自己的意志中解放出来,德国人借此而保存了自己的自由——有什么民族在谈及自由时,能够像我们这样热情,像从路德到唯心主义者的我们这样热情呢?召唤与自由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但是麻烦在于,他不曾理解他的世界。他忘记了,服从和自我牺牲可以被利用来为罪恶的目的服务。一旦这种事情发生,一旦号召的实行本身变得成问题了,德国人的一切理想就开始动摇。他不可避免地注定要彻底失败:他不可能了解,在某些环境下,自由而负责的行动也许必须高于职责和号召。作为一种补偿,他一方面发展了一种不负责任的胆大妄为,另一方面则发展了一种极其令人痛苦的谨小慎微,这种谨小慎微总是阻碍行动。然而,公民勇气只能从自由人的自由责任感当中成长起来。只是在现在,我们德国人才开始发观自由的责任感的意义。它所依靠的是这么一个上帝。这个上帝要求以勇敢的行为作为信仰的自由响应,对于在此过积中成了罪人的人,这个上帝允诺予以宽恕和安慰。

   

      关于成功

       尽管成功绝不能证明恶行或使用成问题的手段是有道理的,但它并不是一种在伦理上中立的东西。的确,历史上的成功为生活的继续创造了唯一的基础,而且关于像堂吉诃德那样行事并向新时代挑战,还是承认自己的失败、接受新时代并同意为它服务,哪一种做法在道德上比较负责,这仍然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论题。说到底,是成功制造了历史,而且,历史的安排者(上帝)总是不断地从恶之中引出善,而为历史创造者们的头脑所不能及。忽略成功的道德意义,就暴露了对历史的认识之肤浅以及对责任感的意识之不完全。所以,我们这一次不得不努力来认真地解决关于成功的伦理难题,这只有好处。如果善始终是成功的,我们就可以轻松地认为成功毫无伦理上的意义。可是,在成功是借助罪恶的手段而得到的时候。难题就出现了。在那种时候,像安乐椅上的批评家那样行事,为这个问题争辩不休,毫无裨益,因为那不过是拒绝面对事实。机会主义也毫无助益,因为那不过是在成功面前投降。我们必须下决心既不作愤怒的批评家,也不作纯粹的机会主义者。我们必须充分承担自己对于塑造历史的那一份责任,不论是作胜利者,还是作失败者。只有不让任何事件剥夺我们对历史的责任(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上帝赋予我们的责任),我们才能同历史事件建立起一种联系,这种联系远比批评或机会主义更加富有成果。空谈什么像英雄一样面对肯定的失败仍然战斗下去,这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英勇,而只是面对未来的一种失败。有责任感的人所问的终极问题。不是“我怎么能英雄般地摆脱这种事务?”而是“未来的一代人将怎样生活?”只有这样,富有成果的解决办法才能产生,即令它们暂时还是微贱低下的。简言之,比起从具体责任出发而行动来,根据抽象原则而行动要轻便得多。正在兴起的一代将总能直觉地觉察到,我们是按照这两种方式中的哪一种行事的。因为,正是他们的未来处于危急之中。

   

       关于愚蠢

       对于善来说,愚蠢是比恶意更加危险的敌人。你可以抵抗恶意,你可以揭下它的面具,或者凭借力量来防止它。恶意总是包含着它自身毁灭的种子,因为它总是使人不舒服,假如不是更糟的话。然而面对愚蠢,根本无法防卫。要反对愚蠢,抵抗和力量都无济于事,愚蠢根本不服从理性。假如事实与一己的偏见相左,那就不必相信事实,假如那些事实无法否认,那就可以把它们干脆作为例外推开不理。所以同恶棍相比,蠢人总是自鸣得意。而且他很容易变成危险,因为要使他挥拳出击,那是易如反掌的。所以,比起恶意来,愚蠢者要加倍小心地对付。我们不要再三努力同蠢人论理,因为那既无用又危险。

       要恰当地对待愚蠢,认识它的本来面目是必不可少的。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有些人智力超群,但却是蠢人,还有些人智力低下,但绝非愚人,作为某些特定环境的产物,我们惊讶地发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养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这样一些环境中养成的,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把自己弄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弄成蠢人。我们还进一步注意到,比起不善交际或孤寂独处的人来。在倾向于或注定要群居或交往的个人或团体当中,愚蠢要普遍得多。由此看来,愚蠢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它是历史环境对人的作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特定的外部因素的一种心理副产品。更进一步观察就会发现,任何暴力革命,不论是政治革命还是宗教革命,都似乎在大量的人当中造成了愚蠢的大发作。事实上,这几乎成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项规律。一方的力量,需要另—方的愚蠢。这并不是人的某种天生能力,例如理智上的能力遭到了阻碍或破坏。正相反,是力量的高涨已变得如此可怕,它剥夺了人的独立判断,人们放弃了(或多或少是无意识地放弃了)自己评价新的事态的努力。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顽固,但我们切不可因此而误认为他很有独立性。人们多多少少会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谈话时会感觉到,简直不可能同他本人谈话,不可能同他进行肝胆相照的交谈。同他谈话时,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连串标语口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力量控制他。他已被他人作祟,他的眼已遭蒙蔽,他的人性已被利用、被糟蹋。一旦他交出了自己的意志,变成了纯粹的工具,就再也没有什么罪恶的极限是蠢人所不会到达的了,但他仍然始终不可能了解那是罪恶。在此有—种恶魔般地扭曲人性的危险,它会对人造成无可补救的损害。

       然而正是在这个方面,我们意识到,蠢人不可能靠教育来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赎,此外别无他法。迄今为止,企图用理性论证去说服他,丝毫没有用处。在这种事态中.我们可以完全明白,为什么试图去发现“人民”真的在想什么是徒劳无益的,为什么这个问题对于负责地思考和行动的人来说也完全多余。正如圣经所言:“对上帝的畏惧,就是智慧的开端。”换言之,治疗愚蠢的唯一办法,是灵性上的救赎,因为唯有这样,才能使一个人像上帝眼中负责任的人那样生活。

       不过,在对人的愚蠢的这些思考中,也有一点可慰之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大多数人在所有的环境中都是愚蠢的。长期起重大作用的是:我们的统治者是希望从人们的愚蠢之中,而不是从人们的独立判断和敏锐思想之中,获得更多的东西。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3-14 19:36:13编辑过]
 楼主| 发表于 2009-3-14 19:27 | 显示全部楼层

续上文:

      对人性的轻蔑?

      我们不知不觉地陷入了轻视人性的态度之中,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危险。我们完全明白,这是非常错误的态度,它会使我们与人类同伴的关系变得干瘪。也许,下面的这些考虑,可以使我们摆脱这种诱惑。这种态度的麻烦在于,它使我们陷于对自己的敌人的最坏的误解之中。一个人倘若轻视别人,他就不可能想与别人一起去做什么事情。我们所轻蔑的别人身上的缺点,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常常也是我们自己的缺点。我们期望于别人的,比我们自己准备去做的要多,这是何等寻常的事!为什么我们直到现在还对人性抱有这类高傲的看法呢?为什么我们不承认它的脆弱和易受诱惑呢?我们必须少从人的成就和失败,多从人所受的苦难出发,来形成自己对人的估价。同他人(尤其是同我们较弱的弟兄)之间唯一有益的关系,是爱的关系,即是与他们结成兄弟的意愿。即令上帝也不轻视人性,而是为人的缘故而降世为人。

 

      内在的正义

       我们的最令人震惊但又最不容置疑的发现之一是:恶常常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证明了它自身的愚蠢,就自己挫败了自己的目的。这并不是说,惩罚或报应会立即自动地跟上每一件恶行。但它的确意味着,借口自我保存而蓄意违反神的法则,会产生相反的自我毁灭的效果。这是我们从自己的体验中了解到的东西,对它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作以解释。但是,看来我们从中可以得出的一个肯定无疑的结论是:社会生活受到某些法则的控制,这些法则比任何别的可称为决定性的因素都更加有力。所以,忽视这些法则,不仅仅是不义而且肯定也是不智。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亚里士多德和圣托马斯·阿奎那把谨慎列为基本美德之一。谨慎与愚蠢并不像某些新教和Gesinnungs(思想、信念)伦理学所说的那样在道德上是中立的。谨慎的人不仅仅看到了每一个具体情境中的种种可能性,而且还看到了社会生活的永恒法则给人的行为确定的那些界限。谨慎的人行为要有德,有德的人行为要谨慎。

       确实,所有重大的历史行动都在不断地忽视着这些法则。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大有关系的是:这种行动是否是在原则上无视这些法则的,即好像它自身包含着证明自己有理的理由似的;在行动时是否还意识到了,破坏这些法则即使不可避免,也仍然是一种罪过,只有立即恢复和尊重该法则,才能证明这个行动有理。当政治行动所宣称的目标是恢复法则,而不仅仅是明显的自我保存时,那并不必然是虚伪的说法。这个世界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安排好的,以至于深切地尊重这些绝对法则、尊重人权,也就是自我保存的最佳手段。虽然这些法则时常在必要时被打破,但是,宣称那种必要是一种原则,任意玩弄这种法则,就肯定或迟或早会带来报应。历史的内在正义仅仅报偿和惩罚人的行为,而上帝的永恒正义则考验和裁判人的心灵。

   

      关于上帝统治历史的几点信纲

       我相信,上帝不仅能够而且将要从恶之中引出善。为此目的,他需要我们这些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一切的人类。我相信,我们在不幸时进行抵扰所需的一切力量,上帝都将赋予我们。但他从不预先赋予我们,免得我们依赖自己而不仅仅依赖他。这种强烈的信仰将能减轻我们对未来的一切畏惧。我相信,即便是我们的错误和过失,也会朝好的方向得到利用。上帝要对付我们的错误和过失,同时对付我们以为属于善行的好事一样容易。我相信,上帝不仅仅是超时间性的命运,而且他在等候并回答真诚祈祷和负责的行动。

   

      信使

       我们当中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被人出卖是怎么回事。过去我们常常觉得,犹大其人是一个谜,可现在我们是太了解他了。我们呼吸的空气中弥漫着如此之多的不信任,以致几乎令我们窒息。但是,在我们设法穿透这个不信任的包围层的地方,我们发现了一直梦寐以求的少见的信任。在我们确实信任的地方,我们已学会了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他人手中。我们的行动和生命不可避免地对许多结构开放,而对这许多结构,我们学会了毫无保留地信任。我们知道,最应该受到谴责的,莫过于散播和助长不信任,我们的责任,是尽我们的全部力量去加强和培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尽管信任只能出现在一种必然的不信任的黑暗背景之中,它仍将永远是社会生活中最巨大、最珍贵.最幸福的福祉之—。我们从未学会哪怕丝毫信任一个恶棍,但却学会了无保留地把自己奉献给值得信任的人。

   

      品质的意义

       除非我们有勇气为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健康和有益的包容而战斗,否则,一切人间价值都将被湮灭在混乱之中。粗鲁地蔑视这种包容,同内心的不稳定一样,正是乱民的标志,因为,为赢得傲慢者的恩宠而大吵大闹、阿谀奉承,同自降到乱民的水平一样,正是变成乱民的途径。在自尊自重被放弃了的地方,在对人类品质的感受以及包容的力量衰退的地方,大混乱正在逼近。在为物质上的舒服而允许粗鲁无礼的地方,自尊自重就被放弃,防洪的闸门就被打开,而大混乱就会冲垮我们曾立誓要守卫的堤坝。这是对人性犯下的罪恶。在别的时代,为一切人的平等而奋斗,也许一直是基督徒的职责。然而在今天,我们的职责是热情地捍卫人与人之间的包容意识。倘若我们为自己的利益而行动,倘若我们成了反社会的人,我们就将受到谴责。我们必须心平气和地接受那些低劣的讥嘲。它们是乱民们对于礼节和秩序的一成不变的抗议。迁就和动摇,就是没有意识别什么东西正处于危急之小,并且无疑大大有助于为那些讥嘲辩护。我们目睹着社会各等级的差距正在被拉平,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一种新的高贵的意识正在减少,它正在从以前的各个社会阶级中把某些人集结到一起。高贵,是从自我牺牲、勇气以及对自己对社会的一种始终如一的责任感当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期待着对自己的应有的尊重,但也对他人表现出同样自然的尊重,不论他们的等级是高是低。自始至终它都要求恢复失去了的对品质的意识,恢复以品质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品质是一切形式的一致性的死敌。在社会方面,它意味着一切对地位的追逐的中止,意味着对“明星”的崇拜的中止。它要求人们的眼睛既要向上看,也要向下看,尤其在自己的密友的选择方面更是如此。在文化方面它意味着从报纸和收音机返回书本,从狂热的活动返回从容的闲暇,从放荡挥霍返回冥想回忆,从强烈的感觉返回宁静的思考,从技巧返回艺术,从趋炎附势返回温良谦和,从虚张浮夸返回中用平和。数量是彼此竞争的,而品质则则互补足。

   

      同情

       我们绝不能忘记,绝大多数人只是通过亲身的体验才学到智慧。第一,这说明了为什么能够事先采取预防措施的人是如此少有——人们总以为,自己到时候总能够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克服危险。第二,这还说明了人们对别人的苦难麻木不仁的原因。同情与对临近灾难的畏惧是成比例地生长的。对于这种态度,有许多具有伦理根据的辩解。任何人也不想去同命运正面冲突:只有在面临实际的危险时,才会需要内心的呼唤和行动的力量。任何人都不能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苦难和不义负责,任何人都不想把自己作为这个宇宙的法官。从心理上说,我们的想象力、敏感性和心理上的敏锐之匮乏,由于一种稳定的平静、一种不受扰动的专注力和一种对苦难的巨大包容性而得到了平衡。但是,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这起镇静作用的条件,没有一个能够补偿那个最重要的因素,真正宽广的同情心之匮乏,基督在自己的时刻来临之前,一直没有遭受苦难,但是一当苦难来临,他就作为一个自由的人伸出双手抓住了它,掌握了它。正如圣经告诉我们的,基督以自己的身体,承受了我们人类的一切苦难,似乎这些苦难都是他自己的一样(这是一种伟大的思想),并且完全自愿地忍受了这些苦难当然,我们不是基督,我们不必用自己的任何行动或受难来救赎世界。我们不需要把这样一个无法忍受的重担加诸自身。我们不是主人,而只是历史之主(上帝)手中的工具。在他人受难之时,我们同情他们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我们不是基督,但是,如果我们要成为基督徒,我们就必须通过负责地行动,通过抓住自己的“时刻”,通过像自由人那样面对危险,通过表现出一种并非出自畏惧,而是出自基督对一切受难者的解放和救赎的爱的真正同情心,来展示出类似基督同情心的广度。袖手旁观,最不合乎基督之道。基督徒不需要等到自己亲身受难之时;基督为之而死的他的弟兄们的苦难,已足以唤醒他的积极的同情。

   

      关于苦难

      由于服从一项人间命令而遭受苦难,比起作为自由而负责的人承受苦难来,要容易得不可比拟。同别人一起遭受苦难,比起单独遭受苦难来,要容易得不可比拟。作为众所周知的英雄遭受苦难,比起默默无闻地、屈辱地遭受苦难来,要容易得不可比拟。遭受肉体死亡之苦难,比起忍受精神的苦难来,要容易得不可比拟。基督是作为自由人孤独地、默默无闻地、屈辱地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遭受苦难的,而且自那一天起,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已经同他一起经历苦难了。

 

      眼前与未来

       我们过去总是认为,人应当能够预先筹划他自己的生活,不论是私人生活还是职业生活,这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那已是过去的事情了。种种事件的繁重压力,正是迫使我们放弃“对翌日的担忧”。然而归根到底,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之接受这种状况,是自愿的和出于信仰的(这正是登山宝训所要说的意思)呢,还是迫于不得已。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为将来筹划,意味若不负责任、无所事事地混日子,只为眼下而生活,同时,只有极少数人仍然梦想着更好的时光的到来。但是,我们不能采取这两条路线中的任何一条。留给我们的,仍然只是那条狭窄的路,一条常常未被发现的路——把每一天都当成我们最后的一天来度过,但同时又怀着信仰和责任感来度过,仿佛辉煌的未来仍然就在前头。当圣城即将被毁时,先知耶利米呼喊道:“在这片土地上,房屋、田地和葡萄园,还将可以再次买到。”这同他以前对灾难的预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当一切似乎都是最黑暗的时候,这是美好的东西即将来临的神圣征兆和保证。为着未来的一代而思索、而行动,但又毫不畏惧、毫无担忧地承担起每一天——我们不得不以这种精神在实际中生活。勇敢而又坚持到底,这很不容易,但这是绝对必要的。

   

      乐观主义

       做一个悲观主义者是要谨慎一些。这是一种防止失望的安全保障,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早就这么给你说过。”——谨慎者就是这么谴责乐观主义者的。乐观主义的本质在于,它不考虑现在,但在别人都已心灰意懒的地方,它却是灵感、活力和希望的源泉;它能使人高高地拾起头来,争取自己的未来,绝不把未来交给自己的敌人。当然,也有那么一种愚蠢的、随机应变的乐观主义,它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是,作为对未来的意愿的乐观主义,绝对不应当受到轻视,即便它已经千百次被证明是错的。它是病人绝不该去非难的健康与活力。有些人认为它轻薄,有些基督徒认为,在此生中希求并准备更好的东西来临,是非宗教性的。他们相信混乱、无秩序和大灾变。他们认为,那就是当前种种事件的意义,在彻底的心灰意懒或虔敬的遁世主义中,他们放弃了对于保护生命、对于尚未出生的世世代代所负的一切责任。也许,明天就是最后审判日。假如真是如此,我们将愉快地放弃为更加美好的未来而进行的劳动,可是,绝不是在明天之前就放弃。

   

      不安全与死亡

       最近这些年间,我们已开始十分切近地认识了死亡。我们听到某一同辈的死讯时十分平静,这种平静有时颇令我们惊讶。我们已不能够像过去那样仇恨死亡,因为我们最后已经在死亡中发现了某些好处,并且已经几乎同死亡达成了妥协。从根本上说,我们感觉到,我们确实已经属于死亡,而且,新的每一天,都是一个奇迹。要说我们欢迎死亡,那是假话(尽管我们全都知道,那种应予避免的麻木就像瘟疫一样),我们对那一点十分好奇,或者说得严肃一点,我们仍然希望在我们生命的碎片中看到某种意义。我们也不去尝试死亡,不去把死亡浪漫化,因为,就此而言,生命是太过于宝贵了。我们更不想从危险中去发现生命的意义,因为我们并未不顾一切到那种地步,而且我们对于生命所能提供的种种欢乐,了解得太多了。对于生命的种种忧虑,对于延长了的不安全所造成的那一切破坏,我们也知道得太多了。我们仍然热爱生命,但是我认为,现在死亡已不可能使我们惊慌失措。在这场战争中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们几乎都不敢承认,我们竟还希望自己不会突然由于某种琐屑的意外而死于非命,竟还希望自己肯定可以为某种高尚的事业而献身。使得死亡成为它可以成为的东西,成为自由地、自愿地接受的死亡的,不是外部的环境而是我们面对死亡时所具有的精神。

   

      我们仍然有用吗?

       我们一直是种种罪恶行径的沉默的见证人。我们的头上已经滚过了许许多多的风暴。我们已经熟悉了欺诈和模棱两可的讲话技巧。经验使我们怀疑他人,使我们丧失了开朗和坦率。痛苦辛酸的斗争,已使我们困倦消沉,甚至玩世不恭。我们仍然有用吗?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天才,不是玩世不恭者,不是愤世嫉俗者,不是机敏的策略家,而是真挚的、坦诚的人。要使我们能够找到重返纯朴与真诚的道路,我们的精神包容量足够地充分,我们自身的正直足够地问心无愧吗?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3-14 19:29:32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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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3-18 18:19 | 显示全部楼层

另一主题:

 

      关于我近来一直关注的那些主题,你提出了那么多的重要问题,如果我自己能全部回答这些问题,我会感到非常高兴。但是,我恐怕整个事情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初始阶段。通常,指引我例行的,更多的是肯定要冒出来的一种对这些问题的本能直觉,而不是我已经达到的任何结论。在此,我将努力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明自己的立场。

      大约从13世纪(我不想卷入任何关于确切时间的争论)开始的这场走向人类自律(我把现今的这个世界据以生活行事的那些科学中的、社会政治事务中的、艺术中的、伦理和宗教中的法则之发现,全归在这个栏目下)的运动,在我们这个时代已得到了某种完成。人类已学会了对付所有重要的问题而不求助于作为一个起作用的假设的上帝。在关于科学、艺术甚至伦理的问题中,这已成为—件众所周知的事情,很少有人敢于再向它提出挑战。但在过去100年左右的时间里,在宗教问题上也越来越如此了:事情正在变得很明显,每样东西没有“上帝”也行,而且同以前一样好。同在科学领域一样,在一般的人类事务当中,我们称为“上帝”的东西正越来越被挤出生活,越来越失去地盘。

      天主教和新教的历史学家都一致认为,正是在这种发展中,可以看到对上帝对基督的大大背离,而且,在反对这种倾向时,他们越多地引进并利用上帝和基督,这种倾向就越把自身视为是反基督教的。这个已经意识到了自身、意识到了统治自身生存的法则的世界,是如此地自信,以致使我们都感到害怕。虚假的开端和失败,并没有使这个世界脱离它所走的发展退路;它坚定和冷漠地接受它们,以之作为交易的组成部分,即使像当前的战争这样一种事件也不例外。基督教的护教论已采取了形形色色的形式来反对这种自我肯定。人们作了种种努力来向这样一个已经成年的世界证明,它不能离开“上帝”的监护而生活。即使在所有的世俗问题上作了让步,也仍然存在着所谓终极问题——死亡、罪过等等,在这些问题上,只有“上帝”才能提供答案,而这正是需要上帝、教会和牧师的理由。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依靠着这些终极的人性问题而生活的。但是,假如有朝一日它们不再这样存在了呢?假如它们不靠“上帝”也能得到回答了呢?当然,我们已经有了基督教神学的种种世俗化的衍生物,即那些生存主义哲学家和精神治疗学家,他们向自信、满足和幸福的人类证明,人类其实是不幸的、绝望的,它不愿认识到自己处境艰难,自己对之一无所知,只有他们可以救它脱离此境。任何地方只要有健康、力量、安全、单纯,他们就去窥察甘美的果实,去咬住它,或者在那里生下他们那些有毒的蛋。他们的目的,首先是要把人们驱入内心的绝望,然后那就成了人们的绝望。这是世俗化了的恪守教规。它触及了哪些人呢?一小批知识分子,一小批腐化堕落的人,一小批自以为在世界上最重要并因而喜欢盯着自己的人。那些个在工作中,同家庭在一起,当然还在各种业余爱好和别的趣味中度过日常生活的普通人,却不受到影响。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这种习惯去思索自己在心智上的绝望,去把自己小小的那份幸福看成是一种考验、一种烦恼和一种不幸。

基督教护教论对世界之成年所作的抨击,我认为首先是不得要领的,其次是卑贱的,第三是非基督教的。之所以不得要领,是因为在我看来,它像是企图把一个成年人放回到少年时代去,就是说,企图使他依赖于他事实上不再依赖的东西,把他推回对于他事实上已不再是问题的问题之中。之所以是卑贱的,是因为它等于是为了一些人们所不知的目的,并非由人们自己自由地选定的目的而企图利用人的软弱。之所以是非基督教的,是因为基督本人被换成了人类宗教性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即人间的律法。关于这一点,后边还可再说。

      但在此先来说说历史环境。这里的问题是基督与新近成熟了的世界。自由派神学的弱点在于,它同意世界有权派给基督一个在世界中的地位:在基督与世界的抗争中,它接受了由世界所规定的比较宽厚的和约。而它的强点在于,它并未企图把时钟拨回过去,并作了真正的应战(特罗伊奇),即使这最终导致了它本身的倾覆。

      跟着倾覆而来的是投降,此外还力图在考虑圣经以及信仰的改革原则的基础上达到一个全新的起点。在虔诚派和循道宗的路线上,海姆努力使单个的人相信,他正面对着“要么是绝望要么是基督”的二者择一的选择。他赢得了“心灵”。阿尔陶斯以对于宣信的有力强调,推进了现代的实证的路线,他努力为路德宗的学说(传道)和路德宗的崇拜从这个世界争得一种地位,否则就让这个世界去自行其是。蒂里希则着手从宗教意识来解释世界本身的进化——与世界自身的意志相违的进化;以便通过宗教赋予它的完整的形态。他这样做倒是十分勇敢,但是这个世界夺去了他的座位,自己继续前行:他也努力要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要比这个世界理解自身更好,可是这个世界觉得被误解了;而且拒绝转移责任的做法。(当然,这个世界的确需要更好的理解,要比它理解自身更好,但并不是像宗教社会主义者希望的那样“从宗教上”去理解。)巴特首先意识到了这个错误,即所有这些努力(它们无意中全航行在自由主义神学的航道上),实际上把在世界之中或在世界对面为宗教清扫出—片空地当成了自己的目的。

      他把耶稣基督的上帝列入了反对宗教的行列,“pnesuma against sanx”(“精神反对肉体”——译者)。这过去是,现在也是他的最伟大的贡献(他的《论<罗马人书>》第2版,尽管有那么一些新康德主义的修剪痕迹)。通过他后来发表的教义学,他使得教会能够沿着这条路线在原则上实行这种划分。他并不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由此而在伦理学方面失败了,因为他的伦理学观察(就他已作过一些伦理观察而言),是同他的教义学观察一样有意义的。但他在对神学概念的非宗教性解释方面,的确没有给出任何教义学或伦理学的具体指导。这乃是他的局限所在,因此他关于启示的神学就变成了实证论的,按我的说法,成了一种“关于启示的实证主义。”

      在很大程度上,宣信教会已经完全忘记了巴特主义的方法,而从实证主义蜕变成了保守的复兴活动。关于这个教会,重要的在于它实行了那些基督教神学的伟大概念,但是,那似乎就是它要做的所有事情。在那些概念中,肯定有某些真正属于先知性质的因素(在此项下既有真理性主张又有你所说的仁慈爱心),有某些真正的崇拜的因素,在此程度上,宣信教会的信息只受到了注意,即受到了倾听和拒斥。但是这两种因素尚未得到解释,而且十分遥远,因为对它们未作任何说明或解释。

      有一些怀念“运动”和“生活的人”,例如舒茨,或牛津小组,或伯诺亨派,是危险的反动派,他们主张倒退,因为他们直接走回到启示神学的途径后边,去寻求“宗教的”更新。他们根本就不理解问题之所在,而且他们所说的东西完全不着边际。他们是没有任何前途的(尽管牛律派如果有一些圣经的实质内容的话便会有极大的机会)。

      布尔特曼看来以某种方式感觉到了巴特的局限,但他却根据自由主义神学角度对之作了错误的解释,由此他便陷入了典型的自由主义化约过程(基督教的那些“神话”因素被消除了,基督教被化约成了它的“本质”)。我赞成这样一种观点,即完整的内容,包括神话概念在内,都应予保留。新约并不是普遍真理的一件神话外衣;这神话(复活等等)就是事情本身一一但是这些概念应该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解释,以使宗教不致成为信仰的前提条件(参见圣保罗关于割礼的言论)。按我的看法,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超越自由主义神学(即使是巴特也还受它支配,尽管是从反面支配),同时也才能真正地着手回答它所提出的问题——这并不是宣信教会坚持的启示实证主义的主张。

      所以,世界的成年已不再是神学论辩和护教论的机会或论题,但是它确实得到了更好的理解,比它对于自身理解得更好,就是说,是在福音的基础上来理解,是在基督之光当中来理解。

      你问这是否为教会留下了任何余地,它是否永远消失了!还有,耶稣自己不是用痛苦作为他与人类的接触点吗?作为一种结果,我一直反对的“恪守教规”到头来是否就不对呢?我要在此打住了,明天再继续写吧。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3-18 18:24:16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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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3-18 18:20 | 显示全部楼层

续上篇:

 

      我来谈一谈我不久前开始进行的那些神学思考罢。开始时我说过,上帝正在越来越被挤出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成年了。人们认为,没有上帝认识和生活也是完全可能的。甚至从康德以来,上帝就被放逐到了经验之外的领域。

      神学一直在忙于进行反对达尔文主义等等的无用的后卫行动,努力要创造一种护教论,以对付这种事态发展。另一方面它也一直在调整自身,以适应这种事态发展,其途径是把上帝局限于所谓最后的问题上,作为某种Deus ex machina(古代戏剧中用舞台机关送出来以改变剧情发展的神灵。——译者)。于是上帝变成了对生活难题的问答,对生活的烦恼和冲突的解决。结果,假如一个人没有这些困难,假如他不愿意怀着同情将自身认同于那些有困难的人,那么,要为上帝争取他,就成了无益的努力。打动他的唯一办法,是向他表明,他也有着所有这些难题、需求和冲突,只不过未曾意识到,或者尚未爽快地承认而已。在这类事情上,生存主义哲学和精神医疗学都比较聪明,而后才有可能同一个人谈论上帝,而且恪守教规的主张才能够来庆祝胜利。然而,如果这一点没有做到,如果一个人不愿意看到他的幸福其实乃是毁灭,他的健康其实乃是疾病,他的活力其实乃是绝望,如果一个人不愿意把这一切称为它们其实所是的东西,那么,神学家也就智穷才尽了。那个人必定属于特别恶毒一类的一个顽固罪人。如果不是这样,那他就是市民阶级骄傲自得的一个典型,同远离其他人一样远离了拯救。

      你知道,这正是我要反对的那种态度。当耶酥祝福罪人时他们都是真正的罪人。可是耶稣并没有先使每一个人成为罪人。他召唤他们脱离他们的罪,而不是召唤他们进入他们的罪。当然,与耶稣相见,意味着颠倒一切人间价值。圣保罗的皈依正是这种情况,尽管在他的例子中,对罪恶的认识先于与耶稣的相见。当然,耶稣自己曾接纳了人类社会的渣滓、妓女、税吏等等,但绝不仅仅如此,因为他尽力接纳的是人本身。他从不对人的健康、活力或幸福本身提出任何怀疑也不把这些东西看成坏的结果,否则,他为什么要去医治病人,恢复弱者的力量呢?耶酥为自己和上帝之国所要求的,是完整的人生及其一切表现形式。

      当然,刚才我可能被打断!我且来简略地概括一下我所关切的东西,那就是,我们如何能够为着基督而要求收回一个已经成年的世界?   

      今天我不能再写了,否则这封信就得再等一个星期,而我不愿意这样。下次再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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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3-18 18:21 | 显示全部楼层

续上篇:

 

      好,现在来谈谈关于我们的主题的一些进一步的思想吧。收集整理圣经中的证据,需要比我目前所能做到的更多的清醒和专注。所以,且再等些时日,到天气凉一些时再说罢。我并末忘记,我答应过给你讲讲对圣经术语的非宗教解释。不过今天,且让我以一些预备性的观察评论来开头吧。

      如果说上帝被逐出了世界,逐出了人生的公共的一面,那么,人们也曾作过努力,至少要在“个人的”、  “内在的生活”,即私生活的领域保留上帝。而且,既然每个人都还有一个私人的领域,人们就会认为人在这一点上是最为脆弱的。只有贴身佣人才知道的秘密,即(粗略地说)人的内己生活的领域——从祈祷到私生活——已经成了现代的精神病医生的狩猎场地。于是,尽管并非有意,他们就很类似于那些最肮脏的迎合低级趣味的记者了。你只需想想那些专事暴露名人隐私细节的报纸就行了。它们对其受害者实行社会上的、金钱上的或政治上的讹诈;而精神病医生则实行宗教上的讹诈。请原谅我,可是关于他们,我不能说得比这更少了。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一次低级者的反叛。这正如卑贱的心理要看到某个地位很高的人物穿着浴衣或处于丢脸的境况时才会满意一样。知道每个人都有其软弱的方面,有其赤裸无遮的方面,这其中有一种恶毒的满足。在我同社会的弃儿即社会的贱民的接触中,我常常注意到,在他们对别人的判断里,主导的动机常常是不信任。名人的每一个行动,假如不是非常利他的行动,都从一开始就受到怀疑。附带说一句,我在各个社会阶层中都见过这种社会弃儿。他们在花园中到处搜寻,要找出鲜花生长于其上的粪堆。一个人的生活越不负责,就越容易沦为这种态度的牺牲品。

      这种不负责任和无拘无束的态度,在教士当中的对应物就是我所谓“教士似的”四处嗅味,这种嗅味是要通过人的罪恶识破他们。就好像对—座漂亮的房子,只有在发现了其地下室最远处角落里的蜘蛛网之后才能认识似的,又好像对一场好戏,只有在看见了演员们在后台的种种行动之后才能欣赏似的。在过去50年的小说中,你也能看到同样的东西,它们认为只有描述了它们的人物在床上的情况才能恰当地刻画出他们的个性,还有,在那些以为必须包含脱衣镜头的电影中,也是如此。穿着衣服的、蒙着面纱的、纯洁无邪的、高雅贞洁的东西,被认为是欺骗的、伪装的、不纯的,事实上这不过表明了作者自身的不纯。总之,不信与猜疑作为基本的态度,正是低贱之反叛的特征。

      从神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错误是双重的。第一,据认为一个人只有在其软弱之处和低贱之处已被查出之后,才能把他作为一个犯人来对之说话。第二,据认为人的基本性质,在于其内心的最隐秘的背景,那被说成是人的“内在生活”:而且,现在上帝是在这些秘密的人性所在,才应拥有自己的领地!

      关于第一点,应该说,人肯定是罪人,但并不卑贱或粗俗,并不是差一大截。用最平常的方式来说,歌德或者拿破仑是罪人,难道是因为他们不总是忠实的丈夫吗?在这里,重要的不是软弱之罪,而是强悍之罪。在这里,丝毫没有必要去查出什么事情来。圣经从来不这样做。[强悍之罪:在天才中,是狂妄自大,在农民中,是打破生命的秩序(“十诫”是一种农民伦理吗?),在市民中,是害怕自由的责任。对吗?]

      关于第二点,应该说,圣经并不承认我们对内在外在的区分。为什么?因为它总是关注于anthropos teleios,即整个的人,即使是在像“登山宝训”那样的场合,在“十诫”被极力说成是指内心倾向的地方,也是如此。以为一个“善良意愿”就已足够,这决不是圣经的观点。重要的是完整的善。所谓内心之发现,出自于文艺复兴,也许出自于彼特拉克。圣经所说的“心”不是指内心生活,而是指与上帝相联的整个的人。认为人的生活从外到内和从内到外同样重要的观点,比之于认为人的本质应从内在背景去理解的观点,不啻是南辕北撤。

      正因为如此,我非常关切的是,不应把上帝逐到某种最后的隐秘地方去,相反,我们应该坦率地承认,世界和人类已经成年,我们不应该贬损人的世俗性,而应让人在其强而有力之处去面对上帝,我们应该放弃我们所有的教士式的遁辞,以及把精神疗法和生存主义视为上帝之先锋的想法。这些人的死乞白赖真是太不高贵了,所以上帝之道不可能与他们结盟。上帝之道是远离这种不信的反叛,这种来自下层的反叛的。它是君临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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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3-18 18:22 | 显示全部楼层

续上篇:

 

      现在,再来谈谈有关我们讨论的主题的一些进一步的想法罢。我发觉,着手提出一套对圣经术语的非宗教解释进行得很慢,而且这项任务远比我此时能够做到的宏大得多。在历史方面,我应该说,有一项伟大的发展,导向了世界自律的观念。在神学当中,在切伯里的赫伯特爵士的著作里,在他肯定理性是宗教认识的充分工具的说法中,可以第一次看出这一点。在伦理学当中,在蒙田和博丹的著作里,在他们用道德原则取代十诫的做法中,这一点第一次显示出来。在政治学中,则有马基雅弗利,他使政治学摆脱了道德的监护,并建立了“国家理性”的学说。再往后,尽管像马基雅弗利那样有人类社会自律的倾向但又十分不同的,还有格老秀斯及其国际法,他的国际法作为自然律,是一种仍将有效的法则,etsi dues non daretur(即使上帝不存在——译者)。这个过程在哲学当中得到了完成。一方面有笛卡尔的自然神论,他认为世界像一部机器,不需上帝的干预而自行运转。另一方面,则有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他将上帝等同于自然。最后,康德是一位自然神论者,而费希特和黑格尔则是泛神论者。在这条路线上有一种日益增长的倾向,即肯定人和世界的自律。

      在自然科学当中,这个过程似乎开始于库萨的尼古拉和乔尔丹诺,布鲁诺及其关于空间无限的“异端”理论。古典的宇宙是有限的,正像中世纪的受造世界一样。一个无限的宇宙,无论怎样设想它,都是自存的,etsi dues non daretur(即使上帝不存在)。确实,现代物理学对于宇宙的无限性并不像以前那么肯定,不过它也并未回到早先的那些宇宙有限概念上去。

      现在不论在道德上、政治上还是科学上,都不再需要上帝作为一种起作用的假设了。在宗教上或哲学上(费尔巴哈语)也不再需要这样一种上帝了。在理智上诚实的名义下,这些起作用的假设都将被抛弃或省掉。企图提供教诲的科学家或医师,乃是某种混血儿。在这里,神经紧张的人就会开始发问:那么,还有什么地盘留给上帝呢?由于不知道答案,他们一笔勾销了把他们带到了这个关口上的整个事态发展。正如我在以前的一封信里所说的,有形形色色的安全出口被设计出来以对付这种情况。除此之外,还得加上返回中世纪的凡人哑剧,它的基本原则是教权主义形式下的他律。但即是—种自暴自弃,得到它要付出的代价,只能是心智上的诚实。它使人想起这一首歌:

返回童年之境的道路,何其漫长,

可是我若知道那条路,该有多好!

      根本就没有这样一条路,无论我们怎样有意放弃自己在心智上的诚实,也没有这种道路。唯一的道路,是《马太福音》第183节的道路,即通过忏悔,通过终极的真诚。而要真诚的唯一途径就是承认,我们必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etsi dues non daretur(即使上帝不存在)。这正是我们确实看到的东西——在上帝面前!所以,我们的成年,迫使我们真正地认识到了我们与上帝面对面的处境。上帝实际上教导我们说,我们必须作为没有他也能过得很好的人而生活。与我们同在的上帝,就是离弃我们的上帝(《马可福音》1534)。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用他作为起作用的假设而生活的那位上帝,就是我们永远站在他面前的那位上帝。在上帝面前,与上帝在一起,我们正在不靠上帝而生活。上帝允许他自己被推出这个世界,被钉上了十字架。上帝在这个世界是软弱而无力的,而且这正是他能够与我们同在并帮助我们的方式,唯一的方式。《马太福音》第8章第17节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基督帮助我们,不是靠他的全能,而是靠他的软弱和受难。

      这就是基督教导一切宗教之间的决定性的区别所在。人的宗教性使他在自己的苦难中企望上帝在这个世界上的力量,他把上帝作为一个Deus ex machina然而圣经却使人转而看到上帝之无力与受难;只有一个受难的上帝,才能有助于人。在这个范围内,我们可以说,我们刚才所说的世界借以成熟的那个过程,就是放弃一种虚假的上帝概念,就是为圣经的上帝而扫清地面,这个上帝凭着自己的软弱而征服了这个世界中的强力和空间。这必须成为我们的“世俗”解释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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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3-18 18:23 | 显示全部楼层

续上篇:

 

我是谁?

我是谁?他们常常告诉我说,

我从我的单人囚室走出来时,

安宁、愉悦、坚定,

像一位绅士步出他的乡间别墅。

我是谁?他们常常告诉我说,

我总是对我的看守们这样说话,

随便、友善、清楚,

似乎在此发号施今的是我。

我是谁?他们还这样告诉我说,

我承受着这些不幸的日子,

是那么平静、乐观、自豪。

犹如一位惯于获胜的勇士。

 

那么,我真是别人所说的那样呢,

还是只不过如我自知的那样?

不安、焦渴、病弱,如笼中之鸟,

为呼吸而挣扎,似乎被人掐着咽喉,

眷恋着色彩、鲜花、鸟儿的歌唱,

渴望着亲切的话语,有人来作伴,

因期盼重大的事件而辗转反侧,

为无限遥远的朋友而无力颤栗,

疲倦空乏于祈祷、思索和行动,

怯懦软弱而准备告别人世?

 

我是谁?是前者呢,还是后者?

我今天是一个人,明天又是另一个人吗?

还是同时兼为二者?在他人面前是个伪君子,

在自己面前又是个愁苦不堪的可怜虫?

或者,我心中是否有某种东西像一只败军,

仓皇溃逃,丢掉了已到手的胜利?

 

我是谁?它们在嘲弄我,这些寂寞的问题。

上帝啊,不论我是谁,

你知道,我永远属于你!

 

基督徒与不信者

当人处境维艰,人们便走向神,

向神祈祷,要求救助、抚慰和食粮,

要求怜悯,为那些病人、罪人和死难的人——

人人都这么做,基督徒与不信者都一样。

 

当神处境维艰,有人便走向神,

发现他凄惨、受辱,没有遮蔽和食粮,

被重负压倒,为那些恶人、弱者和死难的人——

基督徒站在神一边,在他悲痛的时光。

 

当人处境维艰,神走向每一个人,

喂养人的肉体与精神,用自己的食粮,

为着基督徒和不信者,他成了死难的人——

他宽恕人的罪,对大家都一样。

   

      我不知道我们的信有多少在对慕尼黑的轰炸中被毁了。你是否已收到了那封附有两首诗(《我是谁》利《基督徒与不信者》)的信?它正好是在那天晚上发出去的,信中还有—些关

于我们的神学论题的初步评论。关于基督徒与不信者的那首诗体现了一种你能看出来的观点:“基督徒在上帝的受难中与他站在一起;那就是把他们同异教徒分开来的东西”。正如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所问的:“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这恰恰是有宗教性的人期望于上帝的东西的反面。现在人受到的挑战,是要在一个不信神的世界的手里参与上帝的受难。

      因此,人必须投身于一个不信神的世界的生活之中。不要试图用宗教的装饰去掩盖它的不信神,或者力图去美化它。人必须过一种“此世的”生活,从而参与上帝的受难。他可以作为一个摆脱了一切虚伪的宗教和虚伪的义务的人去过一种此世的生活。做一名基督徒,并不意味着要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做宗教徒,也不意味着要培养某种形式的禁欲主义(作为一名罪人或悔过者或圣徒),而是意味着要做一个人。使基督徒成为基督徒的,不是某种宗教行为,而是在这个世界的生活中参与上帝的受难。

      这就是metanoia(“自新”、“皈依”——译者)在第一种情况下,这并不是要为自己的需要、难题、罪过和恐惧而操心。而只是要让自己被基督之道所把握,进入弥赛亚事件,从而应验《以赛亚书》第53章之所言。因此,“要相信福音”,或用施洗者约翰的话来说,“看哪,上帝的羔羊来除掉世界的罪。”(顺便一提。耶利米亚斯最近提出,在亚兰文里,“羔羊”一词也用来表示“仆人”——从《以赛亚书》第53章的观点来看,这是十分适合的。)这样卷入耶稣基督里的上帝之弥赛亚受难的过程,在新约里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式。它表现为对门徒的召唤,表现为耶酥与罪人们同桌吃饭的平等关系,表现为较狭窄意义上的改宗皈依(例如撒该),表现为曾为罪人的那个女人的行动(《路加福音》第7章),她采取那个行动时并未具体陈明自己的罪,表现为对病人的医治(《马太福音》817,参见前述),表现为耶稣对孩童的接纳。正如东方来的三博士一样,那些牧羊人站在马槽前,也不是作为已皈依的罪人,而是因为同三博士一样被天上的星引到了马槽边。那位迦百农的百夫长(他并未忏悔罪过)被耶稣视为信仰的典范(参见睚鲁)耶稣很喜欢那位年轻的富人。那位太监(《使徒行传》第8章),还有哥尼流(《使徒行传》第10章),都绝不是“深渊上的生灵”。拿但业是一位没有诡诈的以色列人(《约翰福音》147)。最后,还有亚利马太的约瑟以及在墓边的那些妇女。他们的共同之处就在于,他们都参与了基督之中的上帝之受难。这就是他们的信仰。在这里,没有任何东西出于宗教的禁欲主义。宗教的行动总是部分的事情,而信仰却总是整体的事情,是包含整个生命的行动。耶稣并不召唤人们走向一种新宗教,而是召唤人们走向生命。那种生命的性质是什么,对于上帝在世界之中的无力的那种参与的性质是什么?我希望下次再就此多谈一些。

      今天只再谈一点。当我们以一种非宗教的方式谈论上帝之时,我们决不能掩盖这个世界的不信神的性质,相反倒把它暴露在新的光芒之中。既然已经成年,世界就更加不信神,也许正因为如此,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离上帝更近了。

      原谅我对这一切的表达是这么笨拙粗劣。……我们几乎每天夜里都得在一点半钟起床,这对于这一类的工作来说是不很有利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3-18 18:25:00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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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3-18 18:23 | 显示全部楼层

续上篇:

 

      大约在去年,我开始前所未有地赏识起基督教的“此世性”来了。基督徒不是homo religiosus(宗教性的人),而是人,纯粹的、单纯的人,正如耶稣与施洗者约翰相比是人一样。我的意思不是指有知识、忙碌、舒适或色情等等浅薄的此世性。而是指一种深刻得多的东西,在其中,对死亡与复活的认识是须臾不离的。我相信,路德过的就是这种意义上的世俗生活。我还记得13年前在A处同一位年轻的法国教士的谈话。当时我们在讨论什么是我们在生活中真实的目标。他说他愿意成为一名圣徒。那时候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尽管我并不赞同他,我说我宁可拥有信仰,或者说了一些这类意思的话。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并未意识到与他相去多么遥远。我曾以为,我可以通过尽力过一种圣洁的生活之类,而获得信仰。正是在这个阶段,我写了《信徒的代价》。今天,我能发现这本书有一些危险之处,尽管我也准备为我所写的东西辩护。

      后来我发现,直到此刻也还在继续发现:只有通过完全彻底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才能学会信仰。人必须放弃每一种要把自身造就为某种人物的企图,不论是一位圣徒,还是一个皈依的罪人,不论是一位教会人士(所谓教士型的!),还是一个正直或不正直的人,抑或一个生病的人或健康的人。我所说的世俗性指的是:以自己的步伐去接受生活,连同生活的一切责任与难题、成功与失败、种种经验与孤立无援。正是在这样一种生活中,我们才完全投入了上帝的怀抱,参与了他在此世的受难,并在客西马尼园与基督一起警醒守望。这就是信仰,这就是metanoia(“自新”、“皈依”——译者),这就是造就一个人和一个基督徒的东西(参阅《耶利米书》第45章)。如果我们通过此世生活而参与上帝的受难,成功怎么能使我们狂妄自大,失败又怎么能使我们迷失道路呢?

      我想,你能把握我的意思,尽管我说得十分简略。我很高兴自己明白这一点,而且我知道,在我所走过的道路上,我也只能这么做。因此,我为过去也为现在感激而且满足。也许,你会为这封信的个人色彩而惊讶。可是,如果我一时想要这样说活,我能去对别的什么人说呢?愿上帝在他的仁慈中引领我们通过这些岁月。然而最主要的是,愿上帝引领我们走向他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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